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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   发表于: 2015-09-18

《別讓李嘉誠跑了》
From: 銳角 2015-09-14
(新華社批准成立的「瞭望智庫」發表一篇題為《別讓李嘉誠跑了》的文章引發相當大迴響,文章指長和系主席李嘉誠「在中國經濟緊張時刻,李嘉誠不顧中央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,港口、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,拋中國於不顧,不停拋售,嚴重影響大陸信心,造成悲觀情緒蔓延,可謂已失道義。」,指控之大令長和(001)發言人不得不透過香港媒體回應,指集團並沒有撤資,屬正常的商業行為。以下為該文全文內容。)

《別讓李嘉誠跑了》全文

念念不忘,必有回響。
前幾日,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,以200億元出賣。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,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。
本來,商業如水流,逐利是資本的本性。李嘉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。但是,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,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麽簡單。眾所周知,在中國,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,沒有權力資源,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。由此,地產的財富,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。恐怕不宜想走就走。

別讓李嘉誠跑了

敏感如李嘉誠,絕不會感覺不到。在中國,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,由此,一撤資,二撤資,三撤資,其商業帝國,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。
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,先是工人罷工浪潮,風起雲湧,後是在大陸的拋售,受到了巨大的非議。就民間形象而言,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,教父級人物,轉變為長著獠牙的怪物。令人遺憾,李嘉誠本人應也比較傷心。就官方感受而言,李嘉誠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,港口、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,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,不停拋售,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,其道義的高點,已經失守。低買高賣,確實是市場經濟,但是,地產、港口等產業,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,沒有權力的扶助,哪裏來的機會?合作時借權力,賣出時說市場,似乎雙重標準,讓人難以淡定。
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,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。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,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,而豪族的出現,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,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。
其實,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,有何能量影響香江?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,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,方才導致香港困局。未來需要改變思路,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。
“招安精英”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
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,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,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。在英治時代,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,來維系社會平衡,但是,總體而言,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,從香港的流行文化,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,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。在經濟領域,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,貿易發達,但是,實業亦非常發達,其精工制造,一度全球聞名。
但是,到了80年代,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簽署之後,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。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“港人治港”,但是,這個“港人治港”的潛臺詞,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。
事實上,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,亦被移植到香港。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,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。實際意義上,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“招安”政策。
在此情況下,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,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。三十年來,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“關照”。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,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,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,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,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,同時,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,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。
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。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,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,發蒙於60年代,但是,在60至80年代之中,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,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,普遍在80年代以後。
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,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,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,才開始大規模擴張,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之後,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。政治地位的提高,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,特別是在地產領域,此後,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。
在大陸,很多基礎設施建設,亦有李嘉誠的身影,如深圳的鹽田港,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。“一哥”李嘉誠如此,“二哥”李兆基和“四哥”鄭裕彤,也是如此,李鄭興建了“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”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築物,無政府人脈,是絕對辦不到的。從老大到老二老三,都是早年打基礎,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,那就絕非偶然了。
目前,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,過半從事地產行業,可見,其財富的來源,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,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,土地經濟之上。
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,但是,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,卻漸行漸遠。
香港和新加坡,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,後來發展服務業,不同的是,到今天,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,卻完全不一樣。目前,新加坡的支柱產業,是貿易、制造業、航運業與旅遊業。而香港的支柱產業,是零售業、旅遊業、地產業、銀行及金融服務業。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,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
同為海港城市,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,人口密度更大,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,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,地產行業的富豪,遠沒有香港多。但是,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。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,富豪雲集。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,幾乎90%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。
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,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,而這個方面,香港卻頗似大陸,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。
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,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,貧富分化日益嚴重,中產階層日益弱小。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,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。
在產出領域,有什麽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?在消費領域,有什麽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?
如此,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。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,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,亦放著金碗不要,也去做地產。回歸後的10年來,香港制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,已從1997年的8.3%減至目前的不到5%,服務業的比重,接近90%,而實際上,如果從80年代算起,香港制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。香港制造業的衰亡,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,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。
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
同為小經濟體,香港與新加坡,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,亦大為不同。
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,集中程度非常嚇人。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,亦無此集中財富。日本更是如此,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,都不及中國大陸。
以日本為例,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,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,進行了社會改革,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,日本以立法的形式,限制豪強大族,同時,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,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。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,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,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。任何人,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,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。
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,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,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,結果,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。
六七十年代,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,但是,“港人治港”的政策,客觀上造就了豪族,而在回歸之後,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,甚至,成為豪族,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。
2003年,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“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”來到中南海。在這82人中,富豪有40人,其餘42人是家眷,比富豪還多,而在這42人中,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。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,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,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。
榮及己身還不夠,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,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,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,而這種變相世襲,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,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。
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,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。而這種不平衡,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,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。表現得最明顯的,就是香港電影產業,自從九七之後,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,變得嚴格的管制,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,而香港社會的崩潰,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,那種草根性的情懷,大眾性的娛樂,兼容並包的氣度,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,失去了這兩點,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。
在未來,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,其根本道路,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,重塑平民精神,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。
逐步改變治港思路
為今之計,香港回歸日久,人心歸附,一國兩制,生根發芽,不客氣地說,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,失去了其利用價值。而最近幾年,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,改革形勢嚴峻,十八大提出,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,而改革的最大阻力,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,這種既得利益者,不僅存在大陸,香港亦有。
同時,在香港的改革,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,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,縱使是豪族,亦只有商業地位,而無政治背景,不似大陸,要收拾一個貪官,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,有的甚至是世家,父子高官,樹大根深,難以撼動。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,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。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,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。時勢變,政治地位亦變。有權力之利劍,踏平香港各個山頭,可謂易如反掌。
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,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,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,經濟地位非同昔比,上海,天津,深圳,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,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,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對於國家來說,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。
為今之計,為爭取民心,推動改革,以繼續平穩政權,提高執政合法性,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,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,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,平抑豪族,扶持農工,在政治上,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,在經濟上,發展多元產業,防止一業獨大。
在全國範圍內,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,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,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。存量怎麽改?說白了,經濟上,加大開放,政治和社會領域,即打壓富豪,收買底層,擴大政權根基。
在此大勢之下,此前的香港豪族,從被關照的對象,逐步淪落為被疏遠的對象,李嘉誠人中豪傑,已經看到這種苗頭,一葉落而知天下秋。

李嘉誠等商人還有三大未競使命

對於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,不管走與不走,作為曾經的獲利者,其在大陸,在中國,未來還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,不能輕易一走了之。
其一是,兼顧民生,回報窮人
毋庸諱言,八九十年代之後,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,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,獲得了財富,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。未來,隨著香港貧富分化的加大,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,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,擔負起社會責任,扶持窮人的責任。在大陸,實體經濟雕敝,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,未來,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,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,賺點苦錢,為全國經濟復興貢獻力量,而不是沒大錢就撤。
李嘉誠曾言,他的習慣,是“不賺盡最後一個銅板”,不僅如此,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“最大的銅板”。
二,穩定香港,擔起商界領袖的責任。
李嘉誠是華人世界數十年的商界領袖,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歷史上最強勢的商界領袖。其存在對於香港的象征意義,無可替代。
所以,李嘉誠對於養育他的香港,應該負有巨大責任,當下香港動蕩,造成各方困擾,急需定海神針。李嘉誠理應成為香港穩定的基石之一。部分撤退,部分堅守。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。
李嘉誠可以撤資,也可以一而再,再而三,但是不能秋風落葉,一掃而光。未來其在大陸,在香港,都應該留下標誌性的財富與物業,刷好存在感。不能一走了之。見風就走非商界領袖之所為。若李嘉誠執意要走,恐數十年聲望,將毀於一旦。若有所舍,有所留,雖犧牲部分利益,亦可保全聲望,對各方有所交代,可謂兩全。
其三是,必須要做更多善事,經營“社會事業。
經營企業,為商人本職,但是,在中國,尤其需要“經營社會“,這種經營社會,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,搞好政商關係,而是切實對於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,做出貢獻。如教育,社會保障,扶貧,科研等等。
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.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,雖然捐款自由,但是,對比邵逸夫先生,可以看出一些奧妙,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,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,其實並不多,但是其名望高,地位尊崇,無它,舍得付出。國內遍布的逸夫樓,體現了其對於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。
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,確實存在一些弊端,但是,這不能成為將“寧與友邦,不與家鄉”的借口。未來香港富豪,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,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,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。未來李嘉誠人走了,社會事業仍需繼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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